海明威、梵高、莫扎特、貝多芬、拿破侖、林肯、丘吉爾當這一個個光彩奪目的名字羅列在一起的時候，你知道他們有什么共同之處?

　　是的，他們都曾是精神疾病患者，有的還被稱為“瘋子”。

　　名人們的“精神”困擾，使相關精神疾病知識在社會得到普及，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相信，精神疾病不是一種恥辱，而是一種疾病，就像感冒發燒那樣。

　　楊文俊卸任蒙牛總裁職務 中糧地產孫伊萍接任房地產庫存超5萬億

　　發改委再度約談食用油漲價企業信號商卡斯柯回應動車事故北京建筑業勞動合同范本出爐[組圖]車曉離婚后否認3億分手費[股神爭霸] 漲停王浮出水面馨月：央行意外降準的三大原因　　不過，公眾對精神疾病理解的加深，并未能阻住精神疾病的高流行趨勢。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認為，國內精神疾病的發病率占所有疾病發病率的20%，高于世界平均發病率。來自國內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則顯示，2009年，國內各類精神疾病患者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約為1600萬。

　　有論者認為，精神疾病絕不只是“心病”，也是一種社會病社會變化太快、差距太大，人心來不及適應。作家余華在小說《兄弟》的后記中寫道：“一個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個國內人只需40年就經歷了。”

　　在精神疾病高發病率的同時，現有精神科醫療資源的匱乏令人驚心。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局精神衛生處處長嚴峻2011年透露，國內精神科醫師不足2萬人，每10萬人口僅有精神科醫師1.5人、精神科護士2.4人，遠低于4.15人和12.97人的世界平均水平。

　　鑒于精神科床位數明顯不足，有關部門在2010年和2011年著手改擴建550家精神專科醫院和綜合醫院精神科，用以提高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能力。目前，國內精神科床位總數已經接近20萬張，基本能夠滿足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需求，而考慮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中約有30%如果不接受住院治療可能致殘等原因，精神科的床位還是頗為緊張。

　　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社會照料比傳統的醫院治療、家庭照料模式優越，更容易保證患者病情穩定，而“沒人管、管不好的精神疾病患者才會犯病，進而肇事肇禍;有人管、管得好的精神疾病患者，他們并不容易引發社會危害”。但在目下，社會照料還顯得光亮微弱，醫院和家庭之間的康復防線社區仍有大片空白等待填補。

　　此外，精神科醫生、精神科醫療機構等精神疾病康復的重要防線同樣面臨壓力：精神科從業人員由于意外風險大、工資待遇低、社會認可差等原因，人才流失嚴重;北京回龍觀醫院這一在國內精神衛生專科醫院中排名靠前的三甲醫院，也讓管理者感受著“前所未有”的經濟壓力。

　　種種跡象顯示，**一名精神病患者的意義是很大的，不單是對本人、患者家庭和親友，還包括患者所在單位乃至社會，因此，各類精神疾病患者實實在在的醫療需求，應當跟時下廣被關注的“被精神病”一樣，需要相關部門始于足下的努力。(文/張冉燃)

　　社區康復的星星之火

　　“如果早點有人給我們講這些知識，如果早點有社區居住機構這樣的照料場所，也許弟弟的病情就能夠得到控制，就不會一病35年”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張冉燃

　　在29歲那一年，袁滿突然意識到她的人生不能只為了自己，還**為著弟弟一個19歲的精神分裂癥患者。

　　那一年，是1976年。“弟弟患病后的這35年，我真是一言難盡。”袁滿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弟弟因為這病坐過牢、住過院，過得很苦，我過得也很苦。”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最為常見、最為嚴重的精神疾病，以思維、情感、行為等的分裂，精神活動與環境的不協調為主要特征，有人將之比喻為精神疾病中的癌癥。

　　根據流行病學研究推算，國內約有上百萬精神分裂癥患者。由于精神分裂癥大多起病于青壯年(16~35歲)，若治療不及時則可能長期嚴重影響患者心理健康，損害患者的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

　　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傳統的照料模式是，要么讓其住院由醫生護士管，要么讓其出院由患者家屬管。“這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精神上，都給患者家庭造成沉重負擔。”北京市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院長王誠評論道。

　　他解釋說，精神分裂癥患者不能獨自生活，需要有人管，過去常常是把患者推給家屬，那么一旦家屬管得不好、管不過來，就很可能導致患者犯病，而家屬往往管得不好、管不過來，一則因為精神分裂癥復發率較高，病人長期服藥容易使家庭因病致貧，二則家庭常常沒有人手專門看護、照料患者。

　　正是看到醫院、家庭照料精神分裂癥等精神疾病患者的不足，王誠和他的團隊著力在醫院和家庭之間構筑社區這道康復防線。“社會照料比家庭照料的力量更大，更容易保持穩定。我們的經驗是，沒人管、管不好的精神疾病患者才會犯病，進而肇事肇禍，有人管、管得好的精神疾病患者，他們并不容易引發社會危害。就好比照顧小孩，你把小孩照顧好了，他就不容易磕傷、出危險;反之，你不管他，躲著他，甚至孤立他，他還真是容易受到傷害。”

　　王誠選擇的這條路并不平坦。以美國為例，該國也曾在上世紀中期大舉建設精神病醫院，其主要用途即在于強制收留精神分裂癥患者，使其長期住院。但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社會意識到長期住院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恢復和重返社會不利，“開門運動”(打開精神病院大門，讓大部分患者進入社會)應運而生。

　　盡管“開門運動”一度被認為是“對精神病人的解放”、“精神醫學中的一次革命”，后來卻遭遇批評許多精神分裂癥患者并沒有被社會真正接納。

　　那么，幫助精神疾病患者在社區康復、對其進行社會照料的星星之火，能夠在國內形成燎原之勢嗎?

　　家庭照料不足

　　封閉式管理的精神衛生類醫院，曾是精神疾病患者治療康復的重要陣地。

　　衛生部數據顯示，2006年，國內共有精神科床位14萬張，按精神疾病患者平均住院46天計算，則每床每年約能收治8位病人，14萬張床每年最多可以收治112萬名患者。

　　而國內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就約為1600萬人。一般認為，約10%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可能會發生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需要住院治療。

　　有鑒于精神科床位數的明顯不足，2010年，衛生部副部長尹力在“國內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會議”上表示，國內將在2010年和2011年改擴建550家精神專科醫院和綜合醫院精神科，用以提高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能力。

　　根據衛生部《2011年國內衛生統計提要》，2010年國內精神科床位總數已經接近20萬張，基本能夠滿足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需求。

　　然而，考慮我國重性精神疾病中約有30%的患者如果不接受住院治療可能致殘，以及我國重癥抑郁障礙的患病率為4.3%，其中約有10%的重癥抑郁障礙患者有嚴重自殺傾向，需要住院治療等現實，精神科的床位還是頗為緊張。

　　在精神科床位供不應求的背景下，相當多的患者不得不依賴家庭，在家庭完成后期康復。王誠認為，這是家庭的一個巨大困難。

　　他解釋說，由于精神分裂癥好發于青壯年時期，確診后往往失去工作，即便已經結婚，往往也得離婚，大多還是靠父母照顧。假設患者25歲發病，其父母50歲，那么他的父母還能照顧他20年，可20年后他的父母70歲，患者很可能面臨無人照顧的情況。“我們醫院有一位女性患者，她的父母都80歲了，還要不時來醫院看望女兒，老兩口跟我講，他們在中關村有套房，能值三五百萬元，如果有一天他們管不了女兒了，能不能把賣房子的錢交給醫院，由醫院來照顧女兒的后半生。我接觸過的這類人不是一個兩個，只要是年輕發病的，往往都是這樣，我們醫院老年病房里的很多人都是這么過來的，類似情況還在源源不斷發生。

　　意大利的經驗

　　于是，王誠嘗試著在醫院和家庭之間的空白區域，注入社會層面的力量。“要說我們也不是創新，這是發達國家走過這一階段后留下的經驗。”

　　20世紀60年代以來，大多數歐美國家把精神衛生服務的重心全面轉移到“以社區為基礎”。即便患者流落街頭，其照料也只是社會的責任而非家庭的義務。比如，意大利在1978年發布國令，要求取消精神病院，讓精神疾病患者全部回歸社會。

　　2009年，王誠經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的介紹，與意大利“愛心與服務”組織取得聯系，前往意大利考察。

　　為期7天的考察，讓王誠大開眼界意大利特倫托市的精神衛生中心，僅在綜合醫院設有15張床位處理急性精神疾病患者，其他患者都在社區進行日常康復治療，患者的社會功能恢復非常不錯。

　　“我們頓時感覺找到了醫院未來的方向，我們醫院也需要把傳統的封閉式病房改為讓患者在社區康復。說實在的，我們當大夫的為了啥，不就是救死扶傷、為患者服務嗎?在傳統的封閉式管理下，有些患者即便疾病痊愈也出不了院，非常痛苦，因為他出了院生活仍然成問題，而社區康復能夠幫助患者恢復一定的社會功能，使患者真正受益。”王誠說。

　　王誠把這一理念帶回醫院，“大家有覺得新鮮的，也有覺得困惑的。”

　　他舉例說，意大利方面愿意幫助培訓國內醫生，但前提是要有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屬的加入，因為在意大利，患者及其家屬跟醫護人員一直是團隊伙伴的關系。意大利方面的這一要求讓國內的醫生覺得不可思議，大家的顧慮很多：帶著患者出國培訓，患者犯病怎么辦?發生危險怎么辦?患者能不能起到應有作用，會不會浪費名額、浪費機會?“我了解大家的顧慮，說實在的，國內醫生和患者的關系通常是指揮式的，現在變成并列式的，的確是一個比較大的沖擊。我也無法完全打消大家的顧慮，我只能說，患者要是不去，大家誰也去不成，要想去就**帶上患者，因為意大利要求**注明每個人的身份才肯掏錢。結果帶上患者培訓后發現，患者表現很好，不但能夠完成學習，而且可以在回國后開展工作，這顛覆了醫院很多人的認識。”

　　嘗試社會照料

　　然而，復制意大利的成熟經驗依然需要面對很多困難。

　　王誠介紹說，首先，為了讓患者出院后有人管、有處去，就要在社區開設日間活動機構。為此，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先后在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建立了3個、9個、13個社區康復站，基本覆蓋了海淀區。

　　其次，為了幫助患者恢復社會功能，更好回歸社會，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設立社區居住機構，讓出院的精神疾病患者在“小社會”中進行康復。

　　王誠說，醫院目前已經獨立開設4家社區居住機構，并與“愛心與服務”組織合辦了一家。“社區居住機構的工作人員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轉變。以前醫護人員在病房上班，都是8小時按部就班，現在到了社區居住機構，基本要24小時照料患者生活，組織康復活動，醫療護理的內容并不多，跟病人的關系也都有所變化，以前在病房是我說你聽，現在則一律平等，主要是啟發、鼓勵和動員，更像是朋友。實話說，大家對到社區居住機構工作并不踴躍，目前還以指派為主。”

　　1月4日，在該院的社區居住機構之一牡丹園里，本刊記者看到，13個精神疾病患者正在為一家一次性筷子的生產企業進行封口、包裝等工作。精神分裂癥患者大劉告訴本刊記者，他現在的上班時間是早上8:30~11:30，下午2:00~4:00，一天能裝六七百雙筷子，“我的手算笨的，我希望能做點技術含量更高的事。”

　　該院康復部副主任程洪丹說，患者在這里工作是有收入的，大都不愿意回傳統的封閉式病房，而且有的患者還計較，一些工資低的活還不樂意干。“我們還有一個水仙園，醫院在那里搞了個洗車的項目，患者一個月**的能掙1000塊錢。”

　　據王誠介紹，開一個社區居住機構要考慮方方面面的事情，如何保證患者安全、設立什么項目幫助他們恢復，甚至與患者家屬一次次通話、見面，以取得患者家屬的同意等，都不是省心的事。

　　王誠說他特別感謝筷子工廠的老板，因為完成同樣的工作量，如果企業老板招收正常人可能只需要一個工人，而招收精神疾病患者最初就需要10個人，慢慢熟悉后也需要5個人，而且企業老板還要為招收精神疾病患者去給其他員工做工作。“這些愛心人士真是從幫助患者康復的角度為我們提供工作機會，但也有一些人不理解我們的工作，總體而言，社會能夠提供給精神疾病患者工作的機會還是太少。”

　　王誠表示，他們曾在選擇社區居住機構的過程中遭到驅逐。“一些小區居民對精神疾病患者談虎色變，或者認為他們是累贅、負擔，其實精神疾病患者的安定也是社會和諧的一部分，是居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這在發達國家基本已經沒有爭議，但在國內，仍然有相當數量的人因為不了解精神疾病而對患者懷有恐懼、排斥的心理，擔心其犯病危害社會。然而最終，就像艾滋病人、麻風病人等一樣，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復也特別需要社會的理解和接納。”

　　本刊記者了解到，對于病情控制不佳、暫時不能進入社區居住機構的患者，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也積極開放病房，組織生活自理、認知行為、社會交往、職業康復等內容的訓練，促進病人恢復社會功能，回歸社會。“病人在我們的洗衣房、小賣部、養雞場、合唱隊等院內活動中，鍛煉了生活能力，為回歸社會打下基礎。”

　　王誠說，困難還來自于沒有經費。據介紹，醫院在開展養雞場、培訓人員等各項工作時，所需資金全部是醫院的醫療收入。“2009年，醫院職工的收入是海淀區衛生系統里**的，但我們仍然拿出本可以給醫生護士發獎金的錢，投入醫院的康復項目，后來政府領導看到我們做的事情確實對患者有好處，不是在瞎花錢，這兩年給我們的投入不斷增加，職工收入也達到了海淀區衛生系統的平均水平。”

　　王誠說，他自1982年畢業成為一名精神科大夫，雖然期間也從事過不同的工作，但他始終認為，精神疾病患者非常需要政府、社會等方方面面的幫助。“可以說，你幫他們一點，他們就得到一點;你不幫他們，他們就真的什么也沒有。我感覺我們這些精神科大夫，其實是幫助政府、社會，把方方面面的關愛送到精神疾病患者那里，如果我們不努力，那么政府再關愛、社會再理解，患者根本享受不到。我們就是一個落實關愛和理解的環節。那么，你說是責任也好，義務也罷，反正我覺得我們**要去做。你要不這么想，你就不配做一個精神科大夫。”

　　在參加了幾次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組織的培訓后，袁滿對精神分裂癥的知識大大增加。“如果早點有人給我們講這些知識，如果早點有社區居住機構這樣的照料場所，也許弟弟的病情就能夠得到控制，就不會一病35年。”

　　(應被采訪人要求，文章所涉精神疾病患者、家屬系化名)

　　一位精神科醫生“真的放不下”

　　“恐怕我將終生從事這一性價比不高的工作，因為我的心底，真的放不下我的患者、我的醫院”

　　口述/北京市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醫生 房金濤

　　整理/《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張冉燃

　　1988年，21歲的房金濤畢業進入北京市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所(后更名為北京市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工作。23年來，她見證了這家二級公立精神衛生防治機構從0床位到300張床位的變遷，也經歷了一個精神科醫生交織著恐懼和成就的職業體驗。下文系其口述：

　　“這哪是個醫院啊”

　　1988年剛到醫院的時候，我特別疑惑：這哪是個醫院啊?

　　醫院該有化驗檢查等輔助設施吧，這里沒有;醫院該有干凈整潔的醫療環境吧，這里也沒有。我到現在都記得，醫院一進去是一個廁所，一面墻都剝了皮，尿堿味很大。特別是在給患者房間鎖門時發出的哐哐哐的聲音，那真讓人不寒而栗，仿佛遭到正常世界的驅逐。

　　后來我知道，1988年，是醫院第一次招收新醫生，也是醫院第一次接收住院患者。

　　第一個住院患者患有老年癡呆。我們20多個工作人員圍著這一個人工作了半年多，回想起來那時的工作量還真是比較低。印象中我做的也不是傳統意義上醫生的工作，倒是以生活護理為主，照顧患者的吃喝拉撒睡，有段時間還要給患者做飯。

　　還是有點痛苦吧?說實話，當時醫院的老人跟我講，這里的工作很輕松，主要就是指導地段(一級醫院)醫生工作，一不用坐班，二也談不上監督管理，完全靠自覺，可松可緊，伸縮性比較大。我當時最主要是想留京，也就接受了這份工作。可真正開始工作，面對這樣的工作環境、工作內容，我多少感覺無奈，想象跟實際的落差真的特別大。但我不愿意讓家里為我操心，我都是報喜不報憂的。我想，家里已經養你這么大了，好與不好你自己慢慢奔吧，別跟家里說那么多了，所以都是一個人扛著。

　　后面遇到的一位雙相情感障礙(一種以躁狂或抑郁的反復發作和交替發作為特征的精神病)患者，讓我真正動了離開的心思。

　　要說我們醫院發展也是挺快的，沒多久就有20多張床位了。對了，那時候北京安定醫院(三甲醫院，下稱安定醫院)床位緊缺，一些比較棘手的患者住不進安定醫院，地段醫院又沒能力，也就只能到我們醫院來住院。這樣，我們很快就接觸到一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疾病患者。

　　我清楚記得，當時那個患者非常興奮，一定要出去，我們當然不能讓他出去，而我們沒有相應的醫療措施，只能靠好言相勸。可患者在喪失理智的情況下，是不會聽你輕談細語的，他一腳就把門上的玻璃踢碎了。

　　這一腳真是嚇著我了，因為這在專科醫院是不可想象的：首先，專科醫院的門是鐵的;其次，專科醫院的門上不會有玻璃。我頓時覺得我們醫院沒有相應的專業設施，根本不具備收治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條件，這太恐怖了。

　　你看，專科醫院會有興奮室，有專門的護士管理，患者的所有日常生活都在興奮室里，但我們沒有這個條件，這意味著患者可以在醫院自由出入，這就是一種安全隱患。此外，當患者不合作的時候，專科醫院可以使用約束帶，把患者約束在床上，而我們也沒有，我們更多的是靠語言勸說。

　　同事們也意識到了風險，似乎是這個事情讓大家達成共識：對精神患者的收治和管理還是要講科學，不是靠信心、熱情就行的。

　　我那時候對工作前景比較迷惘，反復在想：我要不要干脆辭職走掉?

　　“還是要有所追求”

　　在腦子里進行充滿矛盾的取舍、進退中，1991年，醫院請到安定醫院蔡焯基教授來醫院查房。在蔡教授那里，我獲得了從事這一行業的信心，開始想象自己也能在服務上有所成就。

　　印象最深的是一個54歲的女性患者，呈緘默狀態，每天不說話也不吃飯，但有突然的沖動行為，一拽不住就要出去。

　　根據她的這種臨床表現，診斷上一般會考慮是木僵。木僵大概又有緊張性木僵、抑郁性木僵、心因性木僵、器質性木僵4種。從她的發病年齡來看，大家認為抑郁性木僵的可能比較大。

　　蔡教授認為這個診斷依據不足，建議去做CT檢查。在上世紀90年代初，北京還沒有幾家醫院有頭顱CT。我們在北京天壇醫院(下稱天壇醫院)約了一個月才約上。檢查那天是我和另外一個工作人員帶患者去的。檢查的時候患者很不合作，只好給患者靜推(靜脈注射)安定。這樣仍然不能使患者安靜下來，甚至在檢查的時候從CT機器里爬了出來。天壇醫院的醫護人員都很驚訝，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興奮不合作的患者，用藥都不管用，說這么貴的儀器、這么費勁才約上，她居然要爬出來!當時天壇醫院要么停止檢查，要么讓我院的工作人員進入檢查室幫助固定患者，當時我年輕就讓我去保護患者完成CT檢查。檢查的結果是正常腦CT。

　　看到檢查結果，蔡教授說既然這樣就要考慮抑郁性木僵，如果使用抗抑郁癥的藥物后沒有效果，那么就考慮電痙攣治療，但蔡教授特別加了一句，在電痙攣治療之前，如果有條件，還是要做個核磁共振。

　　當時北京就天壇醫院一家有核磁，我就帶著患者再次去了天壇醫院。跟CT檢查的情況一樣，我還得進去扶著。按說這是第二次了，但我還真沒去想放射線對自己的影響，當時就是想讓她的病情緩解了趕快好起來，能讓我們知道她到底患的是什么病。結果核磁顯示出多發性梗塞。

　　我一下豁然開朗這是一個器質性癡呆患者，難怪使用抗抑郁癥藥物治療無效。也就是說，由于她有多發性梗塞，所以她的智能已經損傷。但她不說不動，你就沒辦法跟她溝通，沒辦法對她進行智能檢測。而這樣的患者一旦做了電痙攣治療，后果不可想象。

　　后怕之余，我敬重蔡教授的專業水準原來同樣一個專業，同行間的差別竟會如此懸殊!

　　坦率說，精神衛生專業即便發展到了今天，它基本上還是依靠醫生的臨床經驗，缺乏客觀的輔助檢查作為診斷依據，而在其他學科，比如醫生診斷闌尾炎，他可以通過物理診斷，還可以通過血生化、血常規等輔助檢查去支持這個判斷，但精神科醫生沒有，除非是剛才這種器質性患者。一般而言，精神疾病患者的功能檢查幾乎全是正常，而精神科的量表檢查也需要患者配合的情況下才能完成，如果患者不配合，量表就無法進行，并且量表只能作為診斷的參考依據。這意味著，一旦我們診斷出錯，治療必然出錯，而治療一旦出錯，短時間內患者的精神狀況很難有改善。

　　由此，我仿佛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蔡教授這樣，在行業里做到如此這般的水準。我告訴自己，不是說你每天在惡劣的環境下，因為換工作有難度，想發展也不現實，所以你就有理由、就有卵口讓自己順理成章不思進取，我還是要有所追求。

　　“我覺得我都要吐血了”

　　你問我在對自己有所要求后，有沒有什么事讓我比較有成就感，當然有，而且這件事還跟我平生第一次挨打有關。

　　那是我工作的第四年，門診遇見一個丈夫帶著兩個孩子來給妻子治病。據患者丈夫說，妻子患精神分裂癥已將近20年，她經常無目的在街上流浪，到點會回家吃飯，吃完飯就又跑了，有時候走得遠了，就在外露宿，家里已經不抱希望了，這次來就診是迫于妻子娘家的壓力。

　　我看到這位患者時，她的頭發很臟，夾雜著稻草，硬硬地打著結，就像一頭雄獅。她的兩個孩子讓我更加不忍，一個5歲，一個3歲，一看就是沒人疼的，臉上沾滿鼻涕，小手也皴皴的，特別可憐。

　　兩個孩子特別打動我，我想孩子都還小，如果他們的媽媽能夠恢復，那么她是能夠照顧小孩的，我就極力說服她丈夫同意她住院治療。我跟她丈夫講，我知道你們家里沒錢，我保證會盡我的全力，讓你們花**的費用，把她治療到一個比較好的程度。這樣我就把她收住院了。

　　話是這樣講了，其實精神分裂癥中有20%的患者是窮盡一切治療手段也改善不了的。但我當時還真是年輕，憑著一股熱情，就想去爭取那80%。

　　起初也還真是有效果，她的精神狀況有明顯改善，已經能夠有一些正常交談，當然交談中也會有一些妄想內容。我覺得這是好事，因為有助于發現她的問題所在。而且我們之間也建立了比較好的醫患關系，比如醫院不允許小孩來醫院探視病人，但我覺得讓她的孩子跟她見見面能促進她的精神康復，所以每次都是我去找護士長說情。

　　結果有一天，我正在跟其他患者交談的時候，她從遠處飛速跑過來，沖著我啪的一掌拍在我后背上，當時我一點防備都沒有，其實我聽到了腳步聲，但我看了一下是她也就沒在意。這一掌拍下來，我覺得我都要吐血了，心臟也似乎要跳出來了。我根本沒反應過來，多虧護士把她攔住，但她還是一副拼了命要掙脫、還想打我的樣子。

　　說實在的，我從小也沒挨過打，我特別不理解她為什么要這樣對我，我覺得我對她那么好，那么盡心盡力，甚至她的家人可能都沒有我這么迫切希望她好起來，結果她卻這樣對我，我又傷心又委屈，眼淚拼命流。

　　我一度想，我要把她轉給別的醫生去治療，因為我覺得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我沒有那么高尚的情操，不可能將這次襲擊完全不放在心上。后來冷靜了半天多，我想我還是要跟她談一談，即便我不管她了，把她交給別的醫生，我也想知道到底我做錯了什么。你猜答案是什么?她憤怒地責備我不應該勾引她老公!想不到吧?

　　真的，她把這謎底一揭開，我所有的不解、所有的委屈都釋懷了。我甚至感到高興，因為我明白了她在那一刻的思維內容，這對我確定治療目標是一件好事啊!

　　明白了她的癥結所在，我在治療時會相應加入一些心理治療的內容，并在充分治療期和后期的康復指導中都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結果半年后，她臨床痊愈(正常服藥即可避免犯病)出院了!

　　她的家人特別感激，當時還流行給醫院送錦旗，她丈夫也給我送了一面錦旗。這不是我的第一面錦旗，但這面錦旗上的8個字“不是親人勝似親人”一直在工作中特別激勵我。

　　“醫生隊伍里的弱勢群體”

　　你問我精神科從業者挨打的事情多不多，我是覺得挺普遍的。

　　我經歷過最嚴重的一例傷害，是我們的護士被患者用刀劃傷。

　　那是2006年的一個周末，我們新收了一個比較年輕的女性患者，她有一些很嚴重的幻覺妄想內容需要住院治療。在護士幫她換衣服的時候，她從口袋里抽出一把刀，把女護士的臉劃了好長一道口子，傷口很深，外觀都能看到脂肪粒了。

　　當時醫院條件也比較差，沒有救護車，考慮再打電話叫救護車會很慢，我就自己開車帶上護士去外院縫合。我們也沒有什么止血的東西，只能用物理壓迫的辦法止血，鮮血滴了我一車。這個護士現在還在我們醫院工作，但她的臉上留下了深深的一道疤痕。

　　說起來，大醫院的醫生是很辛苦，他們的門診量很大，但他們有社會的尊敬和認可，作為精神科醫生的我們連起碼的理解都缺少，可我們的人身風險卻是實實在在存在的。

　　我其實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不愿意對陌生人提及我的工作，覺得會被別人譏笑。你別不信，別人一旦知道我是精神科醫生，最常問的兩個問題就是：第一，你能跟精神病患者在一起待這么久，你是不是潛移默化也會受到影響，你是不是也不正常?第二，你有沒有挨過打、挨過罵?

　　我跟你講，就在這種防不勝防的意外風險下，我們的收入在同級醫院中還是相對低的。遠的不說，我們的收入跟海淀醫院、海淀婦產醫院那一直是沒法比的。

　　同事之間也有議論，我們付出的一點不比別人少，我們提供的服務一點不比別人差，為什么我們的收入總是比不上別人?

　　當然了，慢慢大家也學會了平衡：咱不跟別人比，就跟自己的前一年比，這樣不是還能讓自己開心點嗎?

　　不過，收入的確會影響醫院的人才隊伍。我們醫院2000年的時候進了5個大學生，干到現在的也就2個，近些年進來的大學本科生，基本都沒留下。其實也不單是我們這樣的二級醫院，就是北京安定醫院、北京回龍觀醫院等精神衛生專科的三甲醫院，也同樣面臨這個問題。

　　說白了，意外風險太大、工資待遇太低、社會認可太差，人才可不就陸陸續續流失了嗎?所以，我覺得精神科醫生就是醫師隊伍里的弱勢群體。

　　我們還有一個特別實際的問題，假如精神疾病患者本身患有其他軀體合并癥，那么綜合醫院往往是不接受其入院的，原因一是害怕精神病人肇事肇禍，再一個是對精神科的用藥陌生，會考慮精神科的藥會不會對他的用藥有無干擾?這就逼著我們精神科醫生要成為全科醫生，服務學習的壓力大大增加不說，醫院也平添不少醫療風險說穿了，精神疾病并不致命，可患者的合并癥可是有可能致命的，一旦因為合并癥在醫院死亡，那醫療糾紛肯定就產生了。

　　最近有個合并高血壓、糖尿病、胰腺炎的患者，家屬就很不配合。按道理，患者的血壓、血糖控制不住，這就需要家屬在我們醫院辦理出院手續，然后帶患者去外院的內分泌科治療。可家屬就是不露面。醫院只得讓步，說你不辦出院手續也可以，你帶上患者去看病，只要你把醫療方案拿回來，哪怕我們去買藥呢。還是叫不來家屬。實在沒辦法，只能我們帶著患者去看病，人家的大夫讓在醫院留觀。那我們還得通知家屬，因為醫生、護士不可能陪著患者留觀啊。家屬還是不理睬，一不出錢，二不露面，就說沒時間，你再打，人干脆關機了。

　　你問我這種情況下家屬會不會跟醫院結算相關費用?我的經驗是不會的，只要沒出事，家屬大多跟沒事人一樣。可一旦出事，那家屬可是會帶著律師、甚至帶著做醫生的朋友來跟醫院打官司的，他們會告訴醫院，你的什么什么是不合法的，什么什么是有問題的，理直氣壯得很。

　　醫院慢慢也學會應付這種情況了建議不要跟家屬打電話，通話記錄不是還得去電話局查嗎，那多麻煩，就發短信，短信是可以留存的，而且幾點幾分發的短信那都很清楚，就算家屬關機，只要你開機，你總能看到短信吧?

　　“你是不是把話都在醫院說完了”

　　在精神科待得久了，人情冷暖也算見得多了。

　　我們一個合并腫瘤晚期的患者，家屬直接跟我們說，等人咽氣再給我打電話。

　　算起來，我也當了三四年的病房主任，可我感覺，跟家屬溝通這一課，真是非常考驗人。

　　再一個讓我操心的，就是如何培訓年輕醫生、提高醫療質量。

　　我剛才說精神科醫生流失嚴重，這個特別影響工作。你要知道，海淀區在冊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將近8000人，可我們醫院有執業能力的醫生不過十幾人，床位也才300多張。

　　這幾年，我們院長積極在社區建立康復站，醫院的病床才慢慢開始有了空床，以前永遠都是滿床，周轉率特別低，很多患者都住不進來。

　　**的問題還是人手不夠。你看我們病區多的時候有七八十張床，但能獨立行醫的醫生只有兩個。這意味著其他所有年輕醫生開的藥品、化驗單等，都需要我們兩個有資質的醫生來簽字把關。

　　這樣一來，往往就不能按時下班。比如，臨到下班，患者的血壓還沒有降下來，雖然我給開了降壓藥，可以交由值班醫生處理了，但我根本不敢走，因為不放心啊。

　　我家離醫院還很遠，即便一路都是綠燈也要開45分鐘左右的車。如果趕上下班高峰，那到家很可能就是晚上七八點鐘了。回家還要自己做飯，很累，也就不想說話。我女兒其實特別愿意跟我聊聊她們學校的事情，那些個女孩子的小心事、小糾紛，但這時我的心思常常還沒完全轉過來，隨口嗯嗯敷衍她一下。幾次之后，她就會說，媽媽你怎么不說話啊，你老嗯什么呀，你是不是把話都在醫院說完了，回來跟我就沒得說了。

　　你問我有沒有時間輔導女兒功課，太慚愧了，我女兒一直是我媽媽幫我帶的，上了初中我才把她接到身邊，根本顧不上她的功課。有時候女兒偷個懶，見我也不理會，她就特別生氣，因為她偷懶純粹是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可我還偏偏沒在意，她就覺得我不夠重視她，就會抱怨。怎么抱怨?媽，你看你怎么說起患者沒完沒了的，你對我怎么不這樣?

　　要說我家里的經濟條件還可以，我愛人工作很出色，他希望我較好當全職太太，如果實在想工作，那也找個清閑的工作，當作一種消遣，不要像我現在這樣。你問他覺得我現在對工作是個什么樣?呵呵，就是投入的熱情太多唄。

　　不過，我知道他還是理解我的。記得2011年年初的時候，我們聊著聊著他就感慨：社會對你們這些人真是不公平，你看那些歌星，不過天生了一副好嗓音，就能掙那么多錢;你看我媳婦，給國家的貢獻那么大，收入就這么一點。這是原話，現在回想起來我還特別感動。

　　患者有時也會讓我感覺溫暖。比如，我離開病房一段時間后再去病房，有的患者就會圍攏我，說“主任你去哪里了，我都兩星期沒見到你了”，有的女患者還會抱抱我，說“寶貝你瘦了啊”。這些事吧，讓我覺得我的付出還是值得的。

　　當然，我也有工作不順、小有抱怨的時候，每當我跟我愛人講起這些，他都會說“不行就回家吧”，我一聽這話就會感覺好很多畢竟自己還是有退路的不是?不過我知道，我大概也就是這么一慶幸了，恐怕我將終生從事這一性價比不高的工作，因為我的心底，真的放不下我的患者、我的醫院。

　　看到了真正的天使

　　護士們給患者包餃子360多次，買生日蛋糕60多次。醫院還養了十只奶牛，保證病人每天早上有一杯鮮奶，還養了梅花鹿，**收入的不足

　　文/詹志芳

　　在2008年底召開的第五屆殘疾人國內代表大會上，我和黑龍江農墾殘聯的董興業理事長及佳木斯市南邊的黑龍江農墾北大荒(600598,股吧)知青安養中心(神經精神病防治院)的黃春光院長是一個組的。2010年夏天，我特意去佳木斯市看看他們，也想看看知青安養中心。

　　我先和安養中心的孫萍護士長聊了起來。孫護士長，年輕，干練，說話總帶著笑：“我們安養中心那兒，現在有京津滬杭哈的知青60人，加上患有精神病的知青子女113人。在這里，伙食費患者自己出，醫療費從醫保出，剩下醫院出。醫院是差額的，有些護士是醫院自己聘的，所以工資這塊就要醫院自己想辦法。醫院只能拆東墻補西墻，我們是負債經營。患者的衣服都是醫院出，有些生活用品也是醫院給買。患者欠費每年就有兩萬多元。”

　　“有個北京的女患者，她好像是從857農場來的，沒有家人。來時只有48斤，還有類風濕病，手都變形了，自己完全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剛開始整天有專人照顧她，給她房間裝了電視，還給她的床上貼上卡通畫。后來她好些了，長了4斤，52斤了。不用專人看護了，護士也很忙呀，她還不干了。”孫護士長笑著說，“我把她慣壞了。在我們這里住了一年多，她住得很高興。她走的那天，我們給她換上干凈衣服，給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是很愛漂亮的。”

　　孫護士長說的時候，讓你感覺她是在說一個朋友，沒有半點的厭煩和嫌棄。后來，我才知道，就是她在照顧這位來自北京的女患者。

　　在知青安養中心，護士每天都要給不能打水的患者打洗腳水，每周都給他們剪指甲、刮胡子、洗澡、換衣服。有許多患者，沒有任何家人來看他們。也有些患者送不回去了，家里沒人了，或者家人不要他們了。患者想吃餃子了，護士就在自己家里給他們包，再帶過來。我看到關于安養中心的一則報道：護士們給患者包餃子360多次，買生日蛋糕60多次。醫院還養了十只奶牛，保證病人每天早上有一杯鮮奶，還養了梅花鹿，**收入的不足。我真驚訝：現在，到哪里還能找到這樣的醫院!孫護士長下面的話，更讓我不知道說什么好了。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獎金，工資能按時發，我們就很滿意了。我們這里每個護士都挨過打，挨抓是常有的事。沒結婚的女護士還要給男患者洗澡。有時，患者一腳就把護士踢倒在地上了;有的護士被從頭倒臟水這個工作風險很大。不過，我們都習慣了。”

　　孫護士長還說：“衛生部規定醫護人員和患者的比例是1:1.1，而我們這里是113個患者，28個醫護人員。醫護人員平均每天工作16個小時。

　　“你知道這些患者多聰明，帶他們去北京看‘鳥巢’，他們說：這不就是加減號嗎?”孫護士長得意地笑著說，好像自己的孩子得了一百分。我真不知道該說什么好了。一般的醫院不僅有獎金，還有許多大小紅包。她們什么都沒有，工作量是普通醫院的四倍。這些醫護人員不就是天使嗎?

　　走進安養中心，看到樓道的干凈程度不輸北京的三甲醫院，我想象中有哭、有鬧、有敲窗打門的，而這些情況都沒有出現。雖然，病房也用鐵柵欄門鎖著，但里面的患者安安靜靜，甚至比普通醫院還安靜。患者個個干干凈凈地躺在自己的床鋪上。走廊里也擺著床，但是絕沒有臟亂的跡象，也沒有異味。因為經費缺乏，每個科的洗衣機都是雙缸的家用洗衣機。

　　我被帶到患者的活動室，醫生指著墻上的照片，得意地對我說：“上海世博會，我們帶著12個患者去上海，沒有出一點兒事。”這家連工資都發不全的單位，還想著帶患者參與國家盛事，而正常人還有多少沒去過世博會呀!活動室寬大明亮，各種活動器材擺放整齊。

　　正好，醫護人員下午要去郊游，因為下雨，都留在了醫院。我就和這些可愛的天使們合了影。我們吃飯時，雨下大了，雨水順著墻面流到屋里，一直流到腳下。大家放下筷子，去把電視從墻上卸下來，又拿來拖把拖地。院長和主任一再說不好意思，我卻很高興，因為看到了他們生活工作的真實瞬間。出門時，雨還沒有完全停，就有人在擦玻璃了，是兩名護士帶著兩個恢復得比較好的患者，起勁地干著，難怪醫院這么干凈。

　　我已經聯系了幾位畫家，他們愿意捐獻一百多幅畫給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并準備拍賣這些畫，以解決大型洗衣設備和補發工資等問題。

　　我看到了真正的天使!